《奇爱博士》：在这部黑色幽默的喜剧电影中，彼得·塞勒斯一个人扮演的三个角色里，博士的戏份最少，但丝毫不妨碍观众有充足时间来欣赏这位大师的精湛表演，其中的总统角色，从发型到做派，甚至是说话方式，都与另两个角色截然不同，阴冷话少看似冷静的秃顶总统，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掷地有声，再加上乔治·斯科特(巴顿将军、简爱)这位大神，两位漂亮的音色即便是大段台词顷刻而出也不觉烦躁，似中音回旋的老唱机里的复古旋律，舒适熨帖，耳朵的盛宴。
奇爱博士在黑暗中也始终带着墨镜、始终高度紧张地咧嘴笑谈的煞白的脸庞，恍若邪恶撒旦让人不寒而栗，他演讲起来可以那么天之骄子地昂扬和不容置辩，但他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右手！那只藏在黑手套中的手，在一片颤栗的抽搐中，要死捏住他的香烟、要卡他脖子、要不停地举起来行纳粹的死亡之礼，透露出他的过往身世。
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各方在总统会议室听候调遣，总统、将军、天才博士和另一个场景里的空军将领及副官，几位人物共同上演的这出精妙对决和言语互动的黑白舞台大剧，节奏利索，暗黑荒诞，看的酣畅淋漓，不愧是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
1963年11月22日，《奇爱博士》首场试映。同日，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影片被迫推到1964年1月公映。在次年的奥斯卡奖盛典上，《奇爱博士》获得4项提名，最后全部落空。时间无情又有情，优秀的电影终不会被遗忘，作为最伟大的反战电影之一，《奇爱博士》已经获得公认，影片的提醒功能、预防作用等正向效应尤为显著。
“质疑《奇爱博士》是不是经典，就像质疑《蒙娜丽莎》是不是名画一样。”
在电影《奇爱博士》（DoctorStrangelove）中传神地刻画了一个多疑、固执且自命不凡的人物，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生活中那些性格与之类似的熟人，以及自己身上那些偏执倾向所导致的戏剧性效果。而识别那些程度较轻的偏执表现则需要更深刻、更专业的敏锐观察力。其实这类人格也和其他人格一样，处于精神病态和健康常态的连续谱系中。偏执型防御机制可能在儿童能够区分内心想法和外部现实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这一时期幼儿对内部自我和外部客体极易混淆，而偏执者的本质正是误将内部感受体验为外部刺激。
偏执者通常讳疾忌医，只有待到情感极为痛苦、病情达到严重程度、社会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前来（或被带来）就医。这一点与抑郁、癔症或受虐性人格者恰恰相反。
健康的偏执型人群经常热衷于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他们与邪恶势力抗争的欲望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偏执病态的一端，连环杀手固执地认定被害者试图谋害他们，在这种投射性认同的情况下，顿生杀念。这说明偏执者不仅缺乏成熟的自我控制，其认知还与现实严重脱节。
仅因为来访者就诊时的描述与实际不符就将其归为偏执是十分不妥的。比如，有些偏执状态的个体可能确实正受到某些邪教成员、单恋的追求者或恶意的亲属的追踪或迫害。（许多诊断明确的偏执者也会有现实困境；那是因为偏执特质很容易招致他人的现实攻击。）即便不是偏执人格的个体，在特定的羞辱或陷害情境中，也难免会呈现短暂的偏执行为。因此，在诊断过程中，我们应该考虑如下可能性：是否有合理的刺激因素；是否受到别有用心者的迫害，致使来访者前来就诊。
相比之下，面对偏执者时，人们很难以貌取人。无论在社交场合还是治疗室中，人们都可能评论自己对特定人、事或现象的憎恨。只不过有些是基于客观事实，有些则是内心优势观念的投射。当然，有些人的某些优势观念恰好与现实吻合，但仍属偏执本质。因此，应该综合多种信息做出深思熟虑的诊断，而不应仅凭来访者固执、多疑、冷淡就主观臆断。
偏执者的驱力、情感和气质：
重度偏执的个体由于认为痛苦源自外部环境，因此常常不会攻击自己，而是把攻击指向他人。尽管他们仍有一定的自杀风险，因为有时候会担心别人伤害自己而抢先对自己下手，但其自杀风险仍然要低于重度抑郁患者。许多偏执者脾气暴戾，我们据此推测偏执者的高度攻击性和激惹性是与生俱来的特征。可以假设幼儿很难控制自己的攻击冲动，更无法将其转化为积极的自我感受，此时，养育者对淘气哭闹的孩子做出负面的回应，会强化幼儿对外界的不良印象。
偏执者不仅要与愤怒、怨恨、恶意及其他显而易见的敌意作斗争，还要承受难以抵挡的恐惧。SilvanTomkins(如，1963）将偏执状态总结为恐惧和羞耻的混合体。外表自命不凡的偏执者实际上内心饱受恐惧威胁，对身边的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长期以来，分析师一直将偏执者的恐惧感称作“毁灭焦虑”，即害怕自己土崩瓦解、彻底摧毁或完全消亡。任何有过极度恐惧体验的人都会对此感同身受，上述焦虑隶属于恐惧（FEAR）系统,这种恐惧是动物进化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威胁的防御性情感反应。Panksepp将它与依恋/分离焦虑加以鉴别，分离焦虑受5-羟色胺调节，在神经生物学上隶属于惊恐（PANIC）系统。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一般对偏执性焦虑不起作用，而苯环类药物和酒精等“镇定剂”起效更快，或许这也是偏执型患者对这类药物产生依赖的原因。
偏执者也和自恋者一样视羞耻为巨大威胁，但二者体验危险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傲慢的自恋者若感到自己将被揭穿会羞愧难当，他们会竭尽全力粉饰外表，掩盖内心的自卑。但偏执者却对羞愧矢口否认，或将羞耻感投射出去，自鸣得意，把心理的能量都用来对付那些一心想要羞辱他们的人。自恋性格的个体担心暴露自己的缺点；偏执人格的个体则揣测他人的恶意。
偏执者也有与自恋者相似之处，即强烈的嫉妒心理。不同的是偏执者会用投射来处理嫉妒，偏执者需要应付高度的愤怒和紧张，那些带有妄想成分的嫉妒和怨恨令他们觉得暗无天日，因此不得不将这些态度直接投射出去（比如深信“别人会因为嫉妒而加害于我”）；但这些嫉妒态度更多从属于对其他情感和冲动的否认和投射，比如一位偏执的丈夫会否认脑中常有的婚外情幻想，反而坚称妻子正受到其他男性的引诱。
偏执者也背负深重的内疚，他们也像对待羞愧那样对之否认和投射。
偏执者的防御和适应机制：
投射及对投射的否认占据着偏执者的大部分内心世界。基于其自我强度，可将偏执者定为精神病性、偏执型和神经症性。
精神病性来访者会将自体中令人烦恼的部分投射出去，无论这样的投射何等荒谬，他们仍然坚信不疑。由于这种投射性信念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实据，因此他更加确信自己是唯一明察秋毫的人。
边缘型人格的个体现实检验能力尚存，因此边缘型偏执者会巧妙地激惹被投射对象，令对方看上去似乎正像投射的那样。这便是投射性认同：如果被投射的个体试图摆脱某种感受，就会不由自主地觉的这种感受顺理成章，因此，偏执者自然觉得对方必定就是这种感受。边缘型偏执者始终致力于让投射对象与自己的想象更为“匹配”。
神经症性偏执者会不知不觉地将内心的问题以自我不协调的方式投射出来。即来访者在投射时，自我会同时具有一定的观察力，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内心思维的外化，认识自己的投射。
偏执者普遍需要以投射来应对烦恼，这必然导致他们频繁地使用否认及作用相似的反向形成。弗洛伊德将偏执（至少是精神病性偏执）解释为潜意识中的反向形成（“我不爱你；我恨你”）和投射（“我不恨你；是你恨我”）。这种表述暗示了偏执者对体验爱意的恐惧，这可能与偏执者早年的不良依恋关系有关。
偏执者的关系模式：
偏执者在童年期的成长过程中，自我效能感曾遭受过严重创伤；他们大多反复体验过压制和羞辱。在偏执者的成长背景中，极端严厉的批评、反复无常的惩罚、毫不留情的痛斥及难以取悦的家长都十分常见。偏执型儿童的养育者也时常给儿童树立“榜样”，儿童可以观察到父母身上的多疑、责难的态度。边缘型和精神病性偏执者的家庭成员间常常相互苛责和相互讥讽，或者是在家庭成员中相对“孱弱”者，容易成为家中的替罪羊——家庭成员憎恶和投射的靶心。而多数神经症——健康范围之间的偏执者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多半是温馨、稳定与调侃、嘲笑兼具。
养育者如果具有难以控制的焦虑情绪，子女也容易形成偏执人格。有一位偏执型来访者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无论女儿有什么难题，这位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因为她承担不起更多的担忧，要么就是一惊一乍，因为她很难控制住自己的焦虑。她也无法分清想象和行为之间的界限，所以，传达给女儿这样的信息：思维等同于行动。女儿形成了这样的信念：自己的爱和恨都具有危险性。这位母亲自己年轻时没能体会过被抚慰的感受，如今自然无法安慰别人。在女儿性格形成的关键期，她那些忧心忡忡的建议和忐忑不安的预感助长了女儿的恐惧感的逐渐形成，结果女儿只能通过情绪的大起大落来获得稍许安慰。
我们从上面这位母亲可以观察到形成偏执症的几个核心要素。首先，在偏执者的家庭中，客观现实经常受到扭曲，情感回应常常阴差阳错，因此，成员相互间体会到的更多是恐惧和羞耻，极少获得理解和支持。其次，养育者的投射和否认会被子女效仿。再次，原始性全能幻想在家庭互动中得到了强化，这种原始全能感造就了强烈的内疚和混乱情感的基础。最后，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丝毫无益于解决问题，而只会平添愤怒，还会增加儿童在基本感受和认知方面的困惑。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实际上受到了隐晦的羞辱，因此使困惑的儿童的成长雪上加霜。而且这种困惑很可能招致家庭成员进一步的批评，被斥责为不可理喻甚至满怀恶意。
偏执者在成年后的人际交往中，会不断重复这类扰乱心智的互动方式。他们内化的客体一直扰动着他们的人际交往。如果儿童最初的养育者不仅思维混乱而且一直处于原始的戒备状态，竭力维护自己的安全和权威，互动中充满操纵控制，缺乏真情实感，那么这个儿童的人际交往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样的偏执者想要理解事情的“真相”就变得举步维艰。
当然，这位母亲的焦虑并非是影响这位女性来访者的唯一因素。如果成长过程中有任一重要养育者能与她建立稳定的关系，她的人格发展或许不至于太过偏执。可惜她的父亲也是吹毛求疵、脾气暴躁、粗俗无礼，在她尚未成年时便抛弃了家庭。众所周知，这类教养环境还将导致另一个不幸的结果，偏执者宁肯先发制人，也不愿坐以待毙（“先下手为强”）。曾成功治疗偏执者的治疗师们总结道：如果儿童拥有令人畏惧的父母，且无从正确处理自己的感受，便很容易滋生偏执、攻击的性格。
偏执者在对权力问题的关注和容易付诸行动这两方面，与精神变态患者较为相似，但两者的爱的能力却相距千里。即使他们都惧怕自己有依赖的需求，且都由于怀疑他人的动机而心怀忐忑，但偏执者却能够拥有内心深层的依恋，也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忠诚。无论偏执者早年受到的教养环境有多么残暴或混乱，他们早年都足以获得并保持对他人的依恋，尽管这一过程充满焦虑和矛盾。
偏执型自体：
偏执者的两个极端自体表征分别是：无能、羞辱、卑微；或者全能、执拗、自得。两级之间的矛盾张力浸润了他们全部的内心世界。无论哪端都难以带来快乐：无能的自体将伴随对受虐和蔑视的恐惧，而全能的自体又因为名不符实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强烈的负疚感。
处于无能端的自体表征是偏执者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从来不曾体会安全无虞的感受，总是费尽心机思虑周边环境中的危险因素。而全能端的自体表征则使偏执者产生大量的“牵连观念”：仿佛天下事事关己。这种牵连观念在精神病性偏执者中比较常见，比如患者坚信自己是国际间谍组织攻击的目标……但也听说有成就非凡且现实感正常者会为别人做过自己的椅子而反复掂量——是否代表某种挑衅或羞辱。他们会表露出系统的信念，即自己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对别人产生非凡的意义。
二战时期纳粹分子曾将枪口指向同性恋群体、精神病患者、罗马人和犹太人，这提示我们若整个人类文化受到偏执倾向的浸淫，任何残忍恐怖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研究表明，纳粹崛起的心理原因与偏执者的早年经历颇为相似。德国在一战中受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各国对战争的惩罚措施又带来了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饥饿和恐慌，而国际社会也没有重视，于是，诞生了希特勒这样一位偏执型领袖和纳粹这种偏执型组织（有关当代美国政界偏执角色的描述，请参阅Welch,2008）.
偏执者的自我核心体验是深深的孤独。他们会通过向权威人士或重要他人施加压力来维持自尊。一旦得逞或胜利，他们有一种转瞬即逝但轻松愉悦的安全感和正义感，而他们令人恐惧的好斗特质多半源自童年期试图挑战并击败暴虐父母的愿望。有些偏执型人格者会向受压迫和虐待的群体提供真诚的服务，他们一心要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立场坚定、精力旺盛、百折不挠。
心灵感悟：
偏执者对投射防御机制非常依赖，他们往往将内部感受体验为外部刺激，将内心的猜测、幻想理解为外部真实存在的事。他们内心恐惧、孤独，外表冷漠，常常展现好斗的特质，随时准备应对外在可能的危险。对于偏执者，我们可以展示对自我的悦纳和对缺点的赏识。
跟严重的偏执状态的人相处，我们会感到无奈，因为无从解释那些误会，而偏执者对此深信不疑。面对偏执者，我觉得周梵说的一句话很实用：给出信任是最重要的。相信的力量异常强大，如果我们相信对方一定能发生改变，那么我们才能传递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内心就认定“他就这样了，改不了啦”，那么只会强化对方的负面状态。观察即创造，当我们相信对方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慢慢地，对方就会在我们面前成为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