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长第一人
——记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
到过昆明的人都知道,在昆明的正义路附近,有三座牌坊成品字形伫立在昆明的街道上,一座是金马坊,一座是碧鸡坊。金马、碧鸡坊,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历史上曾有“金碧交辉”之说。金马、碧鸡坊北与纪念赛典赤的“忠爱坊”相配,合称“品字三坊”,成为昆明闹市胜景。
“忠爱坊”伫立在那里述说着赛典赤-瞻思丁与云南的不解之缘。700多年来,赛典赤-瞻思丁成为昆明人民心中崇拜的英雄。元代初期这位优秀的政治家。他在担任云南平章政事(官名,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今天的省长)的六年间,对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6年中,"兴滇之心,事滇之子"兴利除弊,大胆改革,深得民从拥戴。至元16年(1279年),赛典赤-瞻思丁死于任上,送葬群众"号泣震野"。忽必烈闻讯后,"思震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大德元年(1279年)追赠赛典赤为"上柱国、咸阳王"。他的魂灵至今还久久地在昆明的上空回荡。伫立在五华山下的“忠爱坊”向人们述说着赛典赤在云南的光辉历史。
赛典赤-赡思丁。他的祖籍不在昆明,但我却坚定地认为,他才是真正的昆明人。
1274年,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忽必烈在某一天下午,突然感到云南政权“山头林立”,矛盾重重,一片混乱,所以当即决定在云南设立“行省”,并选派朝中那个最“忠爱”国家和自己的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去云南行省任平章正事。成了云南的第一任省长。这是一个神奇而非凡的来自阿拉伯的贵族,他的名字里包含着“荣耀的圣裔”和“宗教的太阳”之意,可见他“血统”的神圣和闪耀之处。他出生于中亚伊斯兰文化重镇不花剌(今布哈拉)。在13世纪初,蒙古军攻占了不花剌之后,他随父亲率骑兵一千多人,带着“文豹”、“白鹘”之类的珍禽异兽前来归附成吉思汗,获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和厚爱,从而在青年时代就担任了成吉思汗的帐前侍卫,随军征伐,最后来到了中国。
当忽必烈把治理云南的重任“托付”给他的时候,他已63岁,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这一使命而留守在“大都”里颐养天年。但是他没有拒绝,冥冥之中他似乎听到了某种急切的召唤,那种声音让他立即爱上了那个遥远得像一个梦的“彩云之南”。当然,他非常明白那是一个非常“混乱”和“危险”的地方,地处边陲,交通闭塞,生产落后,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地方政权机构还没有明确的建制。
实事求是地说,赛典赤-赡思丁是一个和蔼、坦诚、善良、勇敢而绝不怕冒险的人,在他的大半生里,他什么险没冒过?但他从没想过要到云南去当一个“冒险家”。所以在他奔赴云南之前,就四处寻访熟悉云南地理民情之士,将云南的山川城廓、驿舍、军屯和民族等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并绘制成一幅透视般的地图,揣在他的怀里。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忽必烈为他们举行盛宴壮行之后,他和一群官吏、学者、军匠、炮手、士兵、商人、工匠们便纷纷上路了。他们将去一个高远莫测而又美妙无比的地方“主政”一年、数年或是一生?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感觉一定很奇怪很复杂,带着光荣、孤独、忧虑、雄心勃勃、思恋亲人的思想情感,离开了繁盛的“大都”。
应该说,忽必烈的“伟大”和“正确”在那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了。因为云南人从此看到了他派来的那个身材魁伟、浓眉鼻尖、目光清澈的“少数民族”的美男子,开始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改变着这块“少数民族”的土地的“命运”。他毫不动摇地依照内地的行政建制,把各个世袭酋长辖区改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知县,把云南的行政体制同内地的行政体制统一起来,结束了云南自南诏至大理国500年来封闭、割据的政治局面。他所设立的州县建制,明清两代大都保留,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云南全省108个县中,还有57个与他生前所置的建制基本一致。在行政体制改革中,他当机立断地把当时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迁到鄯阐城,把当时滇池地区的行政机构“中庆路”设置在鄯阐城中,所以鄯阐城也被称为“中庆城”,而作为中庆城的附廊县名的昆明,也在这时出现了。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真正改变了“云南”及“昆明”的历史地位。从那时起,“云南”正式成为元朝的十一个省行之一,“昆明”一跃成为云南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赛典赤-赡思丁也成了云南第一个外来的“王者”,他代表元朝中央在这里“主政”,在这里发号施令,但他不是独霸一方的“云南王”,只是一个亲和而智慧的云南的管理者和守卫者。
据说,在赛典赤-赡思丁正准备到云南的时候,世守在那里的真正的“云南王”——忽必烈的皇室宗亲陀忽鲁宗王,非常担心赛典赤-赡思丁来云南夺了他手中的大权,威胁到他们宗室的生存,便在昆明严兵以待,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阵势。这是一把“双刃剑”,一面以防不测,一面又给赛典赤-赡思丁来一个下马威。赛典赤-赡思丁没有与陀忽鲁针锋相对,没有以“钦命”去压人。他派长子最先赶到云南,以礼参见陀忽鲁,并说:“父王即将到云南就任,目的是来与宗王一起共议安抚治理云南的良策,绝非替代宗王行事。父王还要我向宗王转达,请宗王一定帮他推举两个亲信臣子,父王已为他们准备好了‘行政断事官’的位子,宗王一经推举出来,父王立马委任。”陀忽鲁对此很感动,生命和灵魂如若被一阵热风侵袭了一番,浑身冒汗。后来一直对赛典赤-赡思丁给以鼎力相助,他对属下说:“凡是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发出的政令,必须不折不扣地通通施行。”
赛典赤-赡思丁看上去像个使徒一样,穿着朴素的白袍,裤子和袖子紧贴着肤身,里面没有藏着刀剑。他来到云南后没几天,就只身带着一个名叫张立道的“巡行劝农使”,一步一步走向田间地头。他见到一个老农,便开始闲聊。他对老农说:“我想把土地分给你们,你们各家各户自己耕种。如果没有种子、犁耙、耕牛这些东西,也可向我借用。这样下来,你们一年打的粮食可以交多少给官仓?”老农说:“你们做得这么好,我们当然要把一半粮食上交官粮。”赛典赤-赡思丁一听就立即觉得不对,又摇头又摆手地说:“太重了,太重了。你们总不能年年向我借农具吧?牛死了要买,犁耙坏了要修,种子也要经常更换,这些都是要花钱的。你们却把每年的一半收入交给了我,你们一家人的衣食还怎么维持?”老农又说:“可以三成入官仓。”赛典赤-赡思丁想了想说:“你们农家历来克勤克俭,上了三成官粮后,日子倒也可以过下去。但如果遇到灾荒,或者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你们没有一点积蓄怎么行呢?”最后,赛典赤-赡思丁决定,每亩田地只需交官粮二斗。农夫们把赛典赤-赡思丁的这一伟大“决定”,当作特大喜讯,到处传扬。第二年,“奇怪”的事就发生了,农夫们既过上了好日子,官仓也被装得满满的。这的确像个“传说”一样的美好和动听,但它却是真实无疑地在昆明一带发生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护赛典赤-赡思丁的各种“改革”。有一次,一些被罢免了官职的地方酋长,愤怒地跑到京城控告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犯下了累累“罪行”。忽必烈当然不相信酋长们的话,派人将他们押送回来,交给赛典赤-赡思丁处置。酋长们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以为平章政事大人要把他们拉出去杀头了。没想到赛典赤-赡思丁一见到他们,就与他们诉说心里话,检讨自己的过失,还根据他们各人的特长,重新委以重任。酋长们感激涕零,心悦诚服,“叩头谢恩,誓死以报。”
还有一个故事,也一直在昆明人心中闪闪发光,动人心扉。说的是赛典赤-赡思丁的“体制改革”,进行到红河一带的时候,那里的萝磐甸土司,自恃强大,不肯接受中书省在萝磐甸置府设县的规定,武装抗拒。赛典赤-赡思丁派使者劝说无效,不得不亲率大军前去处理。他面带愁容,随从人员问他,他说:“我并不怕出征打仗,就怕你们为此无辜牺牲,还怕你们欺侮百姓,让他们不得安宁。一旦把他们逼反了,你们又去屠杀他们。”
赛典赤-赡思丁的军队到了萝磐城那儿,虽然默默的威慑了三天,但萝磐甸土司还是拒不投降。赛典赤-赡思丁的部将请求攻城,他不答应,说:“力攻不如德降。”
但是,有一天晚上,萝磐甸土司主动挑战,元军忍无可忍,准备反击。在两军严重对峙,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赛典赤-赡思丁赶来了,他急令鸣鼓收兵,并斥责部下,说:“天子命我来安抚云南,不是来杀云南人。”又说:“没有主帅命令,擅自出兵,军法当诛!”
赛典赤-赡思丁反复向诸将申明:“敢有擅杀一人者,以杀良民之罪惩之”。部将吓得连连叩头。他当场下令要严惩“肇事”军官。没几天,这件事就被萝磐甸土司听到了,十分感动,说:“赛平章是这样宽厚,我若再抗命,会是不吉祥的。”于是,萝磐甸土司撤出戒备,心悦诚服的迎接赛典赤-赡思丁入城,并同意在萝磐甸境内设府。同时,萝磐甸土司还恳求赛典赤-赡思丁赦免了违令攻城的军官。这件事发生后,萝磐甸以西的“西南诸夷”,也深受到感动,都望风来归,纷纷于第二年三月归顺中书省。当时,仅广中(今文山地区)就有80个州、40多万户表示服从赛典赤-赡思丁的命令和规定。赛典赤-赡思丁处理萝磐甸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受到了后人的崇敬和赞美。《滇云历年传》的作者倪蜕写道:“赛平章视诸夷如保赤子。诚可以动天地,泣鬼神。”
赛典赤-赡思丁在任6年,把他的“忠”和“爱”点点滴滴地洒在云南这片土地上。他“省徭役、招散亡、恤鳏寡、备灾荒、礼贤士、汰冗官,设路食以待劳民,薄征税以便商旅”;他大力提倡军民屯田、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传播内地先进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他“设驿站,修驿路”,修通了昆明至成都、重庆、贵州、缅甸、河内的驿道,使昆明成为中国西南的一个交通枢纽;他“建孔庙,办庙学,置学田,开科举,明经伦,购经史,修寺院”,倡导内地的礼教、文学、婚丧习俗;他还在昆明设立测景所,观测日月星辰,推算四时节令。他设立惠民药局,治疗疾病,供给药物,将内地医学传入云南。他带来了不少的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伊斯兰教徒。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入滇。他鼓励这些移民在云南屯田、放牧、运输、经商、制香、制革、制药,制炮、采矿、冶炼、修建佛教寺院、庙宇、清真寺,将各种科技文化融入到多元而灿烂的云南文化之中。
面对“蛮荒”的云南和“白纸”一样的昆明,“外来者”赛典赤-赡思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他所做和所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他积劳成疾,累死在了“岗位”上。也许他在离开可爱的京城而踏上云南之路的那一刻,就不曾准备返回,所以他一到昆明就拼命工作,没给自己留一条“生路”或“后路”,他一往直前,在重塑了云南,重塑了昆明之后,于1279年溘然长逝。昆明朝野各界,无不悲恸,当时的情景是“王葬之日,百姓巷哭”,祭辞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当时,交趾(今越南)之王也派遣12名使者,前来吊唁。忽必烈知道赛典赤-赡思丁“归真”后,在深深的哀思中,追封他为“咸阳王”,并诏告云南省臣尽守其成规,不得擅自更改。赛典赤-赡思丁葬于昆明北郊马耳山。后来,为了方便大家瞻仰和祭悼,昆明人又在城内五里多为他修建了一冢衣冠墓,里面“收存”着他生前使用过的铜壶和浴巾。同时,昆明的老百姓又自发地在三市街上建造了一座如同丰碑一样的“忠爱坊”,永恒地表达着人们对赛典赤-瞻思丁的热爱和怀念之情。
在赛典赤-瞻思丁“重塑”昆明期间,中庆城(当时也称“鸭池”、“押赤”或“雅歧”城)才真正开始壮大和繁荣起来。城区范围得到扩充,南至今土桥,北至今五华山,东至盘龙江西岸一带,西至今福照街、鸡鸣桥附近,市井繁盛,寺坊林立,大家衣食充足,安居乐业。
难怪世界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昆明后,大为惊异,他写道:“至第五日晚上,达到省会,名雅歧,系一壮丽的大城!”
赛典赤-瞻思丁云南人民心中的英雄。
发布时间:2022-03-15 关注: 来源:七果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