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伙青年

　　我插队那个小山村，农民不称我们为“知识青年”，而是简称“青年”，知青下乡不久，又下来了一批特殊人群，一些被称为“二十一种人”的城市居民，年龄大多在五、六十岁开外，故此，农民发明了一个另类的称谓：“老家伙青年”!

　　在我那个队，清明节前后，就下放了这么一个家庭，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据说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原是地区医院的医生，男人似乎无业。他们家男孩十五、六岁，患有癫痫病，已经辍学，女儿十一、二岁，下乡后入了大队小学念书。这个家庭就住在我的隔壁，一间四壁透风的茅草房。

　　农民就称他家男人为“老家伙青年”。

　　这家女主人很能吃苦，他们下乡时正值农忙时节，她每天都随着妇女们下田拌泥巴，田水冰冷刺骨，且多蚂蝗，女人回家后还得做饭洗衣，操持家务，我却从未听她抱怨一声。那位“老家伙青年”倒是从不下田干活，每天就在家教儿子念书，看护儿子，偶尔也会在房前屋后转悠转悠。他不会做饭，连烧柴灶都不会，女人做饭时他就在灶旁相着，每当柴火烧烬了，他就会叫女人“快添柴，快添柴”，在我看来，他就整一个游手好闲的主。

　　原本我们之间并无交集，这对夫妻的年龄，与我父母相若，且是带薪下放的，虽然工资一定是打了折扣的，但到底是过着略有油荤的生活，我们灶台相近，每每闻到他们的锅里偶尔散发出的幽幽油香，心里便会生出一些隔膜来。可一次偶然的机缘，却让我与这位“老家伙青年”成了莫逆之交。

　　那一天，春雨绵绵，寒风凛冽，这种天气照例是不用出工的。于是我就窝在茅屋里，享受闭门读禁书的乐趣。记得那天我在灶膛前一边烧火一边看书，那是一本快翻烂了《古代散文选》，正读着文天祥的《正气歌》，那位“老家伙青年”居然在他们家的火塘边随声附和起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我不无惊愕的瞅向这个貌似猥琐的男人：“你也知道《正气歌》?”

　　“是的，我从小就读《正气歌》，五六岁就会背了。我们老家那地方，要是死了人，凡识字的都一定要念《正气歌》的，可以辟邪。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教我背《正气歌》。没想到你们这些知青也会读《正气歌》。”

　　“我也是读着解闷。”

　　于是我俩从《正气歌》聊起，聊李白、杜甫，聊《红楼梦》，聊鲁迅……此后我俩就成为了经常火塘夜话的莫逆之交。但我始终不知道他的来历，他不说，我也不问，他让我叫他老刘，他是北方人。

　　不久后的一天，大队下达了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要求每家每户屋顶的瓦上涂写“忠”字，据说上面有指示，要以此方式表忠心，过些日子公社还会下来开现场会的。我们队就将这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和老刘。这项任务我是极乐意做的，工分虽然不高，但活计轻松。老刘也挺乐意，他仿佛得到了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第二天，我俩备好梯子，调好石灰浆，就开始上屋揭瓦了。写字的活自然是我干，老刘就给我扶梯子，调灰浆，递灰桶。事不经过不知难，不料这个活做起来竟是相当的不易，费尽力气，一天下来，总算给四家屋顶瓦上写上了忠字。下午收工时，队长远远望着那几家屋顶，颇为高兴，可老刘却并不满意，他左看右看，总说不行不行。

　　晚上他对我说：“这个活我俩缺乏事前规划，这样不行，明天要改进一下。”

　　我问他怎么改进，他说：“首先，字要写得横短竖长，屋顶是斜面，你在屋顶上看着字很方正，可远远看着就成了扁扁的了，这样一来，忠心都变了形，其次呢，石灰水里要添点元明粉，不然，一场大雨下来，字都会被冲刷得糊糊涂涂，弄不好我俩会犯大错误的。”

　　说实话，当时我尽管觉得他有点迂腐，但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心思细密，考虑周全。

　　第二天，我俩就按照他说的办法调石灰浆，字体大小，横多宽、竖多长，也都按照他的指示操作，那几个先一天写下的忠字，也做了加工补料，几天累下来，总算完成了队里二十几间瓦房屋顶表忠心的活计，一时皆大欢喜。

　　不出老刘所料，连续三天的暴雨，我俩刷的忠字灿然如新，其他队屋顶的忠字，基本都被雨水冲刷得一塌糊涂。大队支书见状，不禁勃然大怒，说是要追查那些队的责任，差一点就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而我们队就受到了大队表扬，还嘉奖了两百斤碳铵指标。同时还指示，要我和老刘负责全大队重新写忠字的任务，我的工分由各生产队分摊，而且必须是全劳力的工分，老刘还不是社员，他没工分，但要管一天两顿饭。

　　这个成绩，让乡亲们把我这个“青年”和他这个“老家伙青年”狠夸了些日子。老刘也非常开心，那天他执意不让我自己做饭，拉着我去他们家吃，还开了一罐印着英文字母的罐头，我生平第一次吃那种罐头肉，真好吃。

　　几个月以后，公社忽然又来了一个指示，说以前屋顶写的忠字，都要涂掉，据说上面不让搞红海洋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活动都要停止。

　　听完指示的那天，老刘颇有些失落状，夜晚我俩坐在禾场聊天时，他不禁幽幽的自言自语道：“怎么忠也不要了，忠孝节义，忠为首啊!”

　　我甚无语。

　　许多年以后，我曾经回过一次那个小山村，据村里人说，我回城后，这个家庭还在村里呆了两年，他们患癫痫的儿子早已病亡，女主人后来落实政策回了县城医院，女儿也考到省城的医学院了，后来也在县城工作，老刘却一个人回了北方，以后就不知所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