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的打工岁月

　　1992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深圳打工。那个年代,对不少大学毕业生来说,最佳的选择不是去国有企业得到一个铁饭碗,而是能够进入外资企业,或者到特区去闯一闯。除了工资收入的原因,还有一点是厌烦了为得到一个铁饭碗背后的勾心斗角。到外企,年轻人没有门路没有关系,依靠实力,至少还有机会。

　　我的不少大学师姐师兄,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五星级酒店当门童,或者是客房服务员,不单单工资高,还有小费,还可能认识愿意当担保人签字、让自己可以继续去海外深造的老外。现在的大学生当然不会这样选择,因为五星级外资酒店的工资优势早就消失了。

　　我到深圳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前台工作。记得工资一个月七八百块,先是住十二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因为自己从初中一年级就开始了寄宿的集体生活,所以很快和几个同事一起,分租了一套农民房。那个时候在深圳,跳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我自己最终也是取得了六大会计师行的一份工作,安定下来,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前景。

　　不过我不知道如果是在现在,要进入这样的大公司,作为一个本土毕业的大学生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因为现在的竞争似乎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能够进入名校,要交赞助费,对于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肯定是相当大的负担。我甚至在想,如果我晚生十年,不知道能不能负担大学的学费,而且还有那么多“海归”。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连原本相当遵守公平原则的外资公司,都开始要看求职者的家庭背景和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已经找不到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

　　机会越来越少,收入低带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明显。和很多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深圳闯荡的朋友聊天,那个时候,虽然一个工厂的工人只有二三百块的工资,但还是可以负担娱乐生活、社交生活的开支。至少那个时候看场电影,不像现在动不动就要五六十块——翻倍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遍工资增长的速度。

　　如果拿越南还有柬埔寨的最低工资水平和中国比较,有些人会觉得,中国的工资水平算是高了,却忘记了把这样的收入和基本开支进行比较。在这一点上,越南还有柬埔寨,有点像刚刚改革开放的南方,就算是这样的收入,也能够维持一种算不上体面,但是却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而且,那个时候的工厂工人,只要努力、敢闯,不少人都能够成功地经营自己的小本生意,而现在,创业的门槛,也高了许多。

　　虽然越南还有柬埔寨的工资水平不高,但是,因为拥有工会,所以工人们的权益很大程度上能够获得保障。这一点,在今年去柬埔寨的时候感觉特别明显,虽然因为配额以及税收的优惠,当然还有成本优势,大量的中国工厂,特别是制衣厂办到了柬埔寨。但是这些工厂的管理者需要面对让他们头痛的问题,就是工会太多,柬埔寨的朋友开玩笑,可能工会的数量,超过了工厂的数量。

　　虽然工会的强大会让资方担忧成本增加(欧美工厂的转移,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但是跨国企业的这种双重标准不可能一直持续。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民众权利意识的苏醒,或迫使资方提升自己的标准。

　　中国在充当了三十年的世界工厂之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把劳动密集的加工企业转移到其它的地方,其实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提醒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需要进行转型。

　　之前,不是很多人提到过“腾笼换鸟”吗?那些打着高科技产业名头的加工企业,其实也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了。留下来,面对新的劳工环境;或者离开,寻找新的世界工厂乐园。或许,现实在告诉那些跨国企业,依靠低劳动成本的日子,也应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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