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郊这所专门关押无期徒刑犯的巨大监狱里,有一条看似十分人性、实则极为残忍的规定。
我们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人,都有一次站在大众面前向全体市民发表半个小时演说的机会。犯人由牢里被带到典狱长和其他人的办公室所在大楼的露台上,若演讲结束听众鼓掌,演讲者就重获自由。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大的恩惠,其实不然。首先,向大众求助的机会只有一次。其次,万一听众不捧场——而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这无期徒刑就等于是社会大众对你的判决。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点,它让希望变成折磨。犯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一切都由典狱长决定。有可能才入狱半小时就被带上露台,也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有人年纪轻轻入狱,走上命运的露台时已经垂垂老矣,几乎丧失说话能力。
为了了解情况,可供参考的就是那些已做过演说、但未获青睐的前人的经验谈,至少也要探听一下他们采用了什么方法。但这些被“筛掉”的家伙一句话都不肯说,不管我们怎么求他们吐露演说的内容和群众的反应,都没有用,他们只冷冷一笑,不发一言。既然我要在牢狱里度过余生——他们心里一定那么想——那你们也都留着吧,休想我会帮你们,反正我本来就是坏蛋。
其实,就算他们守口如瓶,一些小道消息还是会传进我们耳朵里,只是没什么具体依据。举个例子吧,据说,犯人主要的诉求有二:即自己的清白和对家人的爱。至于他们是怎么个说法?就没人知道了。
最棘手的却是那些来听演讲的市民。我们固然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外面那些自由的男男女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宣布有犯人要上露台讲话,他们就蜂拥而至,不是因为有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事关重大,而是带着逛庙会、看戏的心情而来。他们也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口哨、脏话齐飞,外加阵阵哄笑。本已心情起伏、全身无力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舞台能做什么?四面楚歌。
还有,虽然传说中曾经有无期徒刑犯通过这个考验,但只是传说。确定的是,从我入狱至今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成功过。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们其中一个会被带上露台讲话。之后,一个不少又全都被带回牢里。群众把每一个人都嘘下台。
守卫通知我,轮到我上场了。下午两点。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去面对群众了。我一点儿都不怕,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相信自己已经为这个找到了答案。我想了很久,整整一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敢奢望我的听众会比其他牢友所面对的听众有教养。
他们打开牢房铁门,带我穿过整个监狱,爬两级阶梯,进入一间庄严的大厅,然后站上露台。我身后的门被锁上,我一个人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台下发出长长的嘘声,骂声四起。“喔,绅士出场了!你说话啊,无辜的受害者!快逗我们笑,说点笑话来听。你家有老母在等你,对不对?你想死你的小孩了,对吧?”
我心里已盘算好了,它说不定是唯一能救我脱困的妙计。我无动于衷,无所谓,既不要求他们安静,也不做任何表示。
很快我就欣慰地发现,我的举动让他们不知所措。显然在我之前站在露台上的牢友都用了另一套策略,或许大吼大叫,或许用软话请求下面安静,结果都不讨好。
我还是不说、不动,像尊雕像。吵杂声渐渐平缓下来,偶尔还冒出一两下嘘声,然后一片静默。
最后,一个和气、诚恳的声音说:“你说话啊,你说。我们听。”
“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轮到我了,如此而已,我并不想感动你们什么。我有罪。我不想再看见我的家人。我不想离开这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台下交头接耳。然后有人喊:“别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