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窖藏里，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院落，那是我生命最初栖居的家园。院落隐匿于校园深处，两扇斑驳的红漆木门后面，虽然不大，却也容纳了20几户普普通通的教师家庭，他们在这里工作着，生活着，以校为家，家校不分，平日里耕耘于三尺讲台，闲时便在小院耕耘着自己的生活。
校园坐落于关中腹地白鹿塬下，是大西北成百上千所乡村学校之一，周围环绕着农田村舍，稍不留意便会淹没其中。不过校园终归与村落不同，少了喧闹，多了些静谧；少了闲散戏谑，多了肃穆庄重。有些清雅脱俗，卓而不群，却又湮没于红尘，吮吸着俗世的烟火。
一
小院不大，只有二十几间房舍，不过每一间房子都囊括了一个家庭，一家子少则三口人，多则五、六口，全生活在十几平米的空间里，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也全在屋子里，基本上除过床铺、桌椅和简单的炊具外，已无立足之地。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对物质条件也没什么要求，一家人如此亲密无间，倒也其乐融融。
房间是砖木结构，竹篾编织的顶棚，不隔音，邻里间言语之声相闻，谁家做什么饭、炒什么菜，也嗅得出味道。家与家之间没什么秘密可言。平时东家进西家出，大可随意。谁家做了可口的饭菜，也会送给别家尝鲜，整个小院和一个大家庭一样。虽然日子清苦些，但大家生活的热闹又快乐。
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改观。国家开始重视教育，关注教师。为改善教师居住条件，上级拨款兴建了新居，新房被称为“母子房”，即一个大间套一个小间，外带一个小厨房，虽然只能解决半数家庭的住房问题，但也足够让人高兴和振奋了。
随后，学校的变化与国家的改革发展同步，虽说不上日新月异，却也是旧貌换新颜了。我因为外出求学，与校园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并在人生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越走越远。但内心深处，校园和小院始终那么亲近，那里的房屋、树木、花草，还有头顶的一轮圆月，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貌，在生命的天空静静伫立。
二
校园地处偏僻，距离最近的小镇也有四五里地。改革开放之前，一切物资都限量供应，凭票购买。国营商店大多开在小镇上，买一块豆腐、称一颗白菜都得去付食店排队，更别说肉和鸡蛋，那队伍如长龙，会从店里一直蜿蜒到大街上。
大哥后来会经常提起当时买肉的情景。母亲之前叮嘱他，肉一定要带些肥膘的，回来可以提炼猪油，一日三餐里会多些油水了。大哥快排到柜台前时，先要向里张望一翻，如果正赶上瘦肉，他便掉转头，从队尾重新排起，几次三翻，直到买上肥肉才罢休。
排队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常态，于是同院的父亲们在买东西之前会准备一本书，边排队边看书两不耽误，也成了街头一景。这边母亲们也动起了心思，既然买东西这么难，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在门前的空地上开辟出一块块菜畦，种些时令蔬菜，既解决了少菜吃的难题，又美化了环境。有时进得小院，菜畦里绿油油的青菜，肥嫩的豆荚，藤架上的丝瓜、黄瓜，满眼青碧，绿意盈怀。这一场景在许多年后还会时常出现在我梦里。梦中见到那一块块油绿，依然满心欢喜，这碧绿的色彩给我童年贫脊而单调的生活带来多少希望啊！有了这一片片的绿为生命打底，即使后来的人生中面对再大的挫折，我也从不绝望。
当然在菜畦边上还要种些花草的。身为知识分子的母亲们不会拘囿于一粥一饭，总是要有些精神追求的。母亲种了几株萱草，俗称“黄花菜”，这种菜花蕾时就要摘下来晒干，可我太想看它开花的样子了，于是央求母亲为我留了几朵，放学回家，远远便能看到几张金灿灿的笑脸，让人心花怒放。不过母亲在它们快开败时还是悄悄摘下来，用开水焯了焯，做菜用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花还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叫“忘忧草”。
三
在没有电视机之前，小院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是很单调的。夏日傍晚坐在自家门前边纳凉边聊些闲话，八卦些奇闻逸事。冬季便互相串串门，说说心里话，沟通一下感情。我是极愿意跟在母亲屁股后面去串门的，东家进，西家出，兜里便有了不少收获，一捧花生，两个桔子，三个核桃，足够我在哥哥面前炫耀了。
有时兴之所至，有人会拿出一把二胡，坐在院里拉上一曲，很快便邀来知音，吹一只笛子附和，更有男高音随着节奏引吭高歌，教师们大都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通，自发的便演绎了一场音乐会。其他人可以笑着倾听，也可以小声和唱，自娱自乐一番。
当学校挤出部分建校款买回一台电视机，小院人很是兴奋了一阵。那个年代，通讯工具似乎只有收音机，对外界的感知滞后且抽象，电视机的出现打破了小院人的生活节奏。吃完晚饭，大家搬来自家的小凳，聚在小院的空地上一起看电视，成了小院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大人们喜欢对电视节目评头论足，交流心得，小孩子则洗耳恭听，也能长不少见识。虽然频道只有两三个，内容也算不上丰富，几个节目翻来覆去反复播，但大家看的津津有味。偶尔电视台也会播几段相声，或者中外经典影片，大家则象过节般快乐，心里美滋滋的。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个家庭都陆续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但几个人看电视实在冷清，远没有许多人聚在一起热闹，为着剧里的某个情节，大家一起欢笑，一起流泪，这是多么温馨又暖人的场景啊。
电视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它敞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风景和世界的精彩，也使我们下定决心要走出乡村，走向城市，寻找更广阔的人生天地。当我们亲眼看到做教师的父亲母亲们辛苦工作，获取的只是微薄的收入；当我们亲身经历了生活的贫寒所带来的那些困窘和难堪的往事，我们对外界的追逐充满了逃离的意味，我们甚至赌咒发誓，将来无论干什么，也不做穷教书匠。现在想来，当时的举动多么幼稚可笑，其实，当我们回头去望，那些留在小院里的时光，虽然窘迫，但内心丰盈，虽然清贫，但精神富足。这是小院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人生财富。尽管那些简单又快乐的日子已经回不去了，但能有许多美好的记忆珍存心底，生活也无憾了。
四
和大多数教师家庭一样，小院人家也是以母亲为中心的，母亲们在哪里，家就安在哪里。而在外工作的父亲们无论距离多远，都得以家庭为轴心旋转。
小院人家有一多半男主人在外工作，有的夫妻两地分居。近的相距几里、十几里地，远的相隔几十里，上百里。记得父亲那时在距家三十里外的小县城工作，每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当时每周要上六天班，只有周日休息。每个周六下午，父亲骑着自行车，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行程才能到家，周日下午再骑车原路返回，为了团聚，父亲来来往往二十余年，风雨无阻，直到最后调回母亲身边。
相对于同院的刘老师家，我们家的情况还好些。刘姨家的宋叔在几百里外的大山里当兵，一年休一次探亲假，平时都是刘姨一个人既忙工作，又带孩子。宋叔深知刘姨的辛苦，所以每次回来探家都是洗衣服作饭陪孩子，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闲时便搬个小凳，坐在院里，碰见谁便聊起来没完。我小时候能歌善舞，每次见到我宋叔都两眼放光，拉住我不松手，我其实很乐意为他表演节目，因为做为交换条件，他会给我们讲深山里的奇闻趣事。不过当我渐渐长大，突然变得害羞，在他面前再也张不开口。有一次，僵持了很久，我准备悄悄溜掉，却听见宋叔在身后说，叔一年才见你们一次，想听个歌都不行呀。我一下呆住，转回身说，那我小声唱吧。一曲唱完，没顾上听宋叔说什么，便羞涩的跑开了，心里却涌起酸酸的滋味。
其实这种状况在当时社会很普遍，几乎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尽管尝尽了分离的酸辛，但相聚时的甜蜜也足以抚慰人心。好在小院人家后来都有了圆满结局，有的调去了新学校终于夫妻团聚，有的迁居城市方便照顾孩子，当然，也有始终固守校园的，他们以校为家，坚守三尺讲台，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人生岁月，直至生命。这其中，也有我的母亲。
许多年后，当我像个流浪多年的游子，又重新站在校园门前，仔细端详着气派又现代的，熟悉又陌生的校园，心中波涛汹涌。迟疑着走进去，居然有人喊出了我的名字，并指给我看以前居住的地方。教工住宅区已重新进行了规划，扩建了房舍，修茸了门廊，更加的美观宜居。我在小园里徘徊，往日清晰如昨，突然想俯下身去亲吻那块土地，心头盘桓着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