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做了

　　11年前，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因杀害白人前妻并逃脱罪名而轰动世界。日前辛普森再次成为焦点——出版自传《如果我做了》，以假设的口吻讲述杀害前妻及其男友的故事。舆论认为这是辛普森在书中承认他的罪名。
　　当年的法庭，辛普森没有认罪，在美国的法律中，最终裁决权掌控在陪审团手中。在辛案的12名陪审团人员构成中，黑人就占了10名。加之调查取证程序上的漏洞，最终，陪审团判定辛普森无罪。这样的裁定让主审的伊藤法官痛哭失声。除了少数对“种族歧视”敏感的黑人，当时几乎大多数美国人都看到了辛普森双手沾满鲜血，唯独法律看不见。
　　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被戏剧化了的事物。”十一年后的辛普森，终于在自传中自己把一切都认了。“我从查理（陪同辛普森到前妻住所的—位朋友）手中夺过一把刀……不久后我发现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面前躺着尼科尔（辛普森前妻）和她男友的尸体。”只不过，辛普森的叙述是以虚拟的方式。可是，谁能相信这只是虚拟而不是现实呢？美国著名八卦杂志《国民问询》称其描写杀人场面——“真实得让人不寒而栗”。
　　为什么辛普森现在招了？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说：“一般而言，过去总不会完全消失，某些事物往往会留到未来。”恐怕辛普森始料未及，那双沾满鲜血的手，洗了十一年也未必能洗干净。恶行实施之时，良知必然在沉睡。时过境迁，就有了沉睡后的苏醒。他以假设的口吻为自己心理减压，是不是忏悔前的试探？
　　法律制裁可以逃脱，但是，“我做了”和“我没做”，心境截然不同。生活同样在彼岸，如果“做了”，心灵的挣扎就像在黑暗中泅渡，时刻想捞根稻草作为横木以自救；如果“没有做”，坦然乘小舟迎风扬帆上岸。在“程序正义”重于“实质正义”的美国，即使作奸犯科的嫌犯往往也能侥幸地等来“罪名不能成立”，然而，道德的自我救赎却并不与侥幸的法槌一道轻松落下。
　　在中国同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出租车司机，二十年前拾到了一个遗失在车上的装有四万元的钱包。当时千方百计地躲过了警察的询问和失主的找寻。一切都风平浪静，相安无事。二十年后，他出人意外地把这笔钱交了出去。四万元钱被他作为一个包袱背负了二十年，而且越往后心理压力越大。尤其是当儿子长大了，他需要担负起对儿子的道德情操教育，每每这时，心虚和愧疚更让他无地自容。
　　人想以“人”的方式活着，必然要求以一种道德（与“人”这个定义相匹配的道德和尊严）的方式存在。在内心，恶行终将等来忏悔，这只是时间问题。当法槌落下来，我可以瞬间无罪，可是，如果我做了，我将很难逃避良知对自己一生的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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