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大道理
叭！一声沉闷的枪响，打破了的午夜的沉寂，仅挨着班长张东生铺位的战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响声震醒，他本能地大喊了一声，顷刻间他的脸上溅满了温热的血腥气息，他似乎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立刻坐起来，随后便歇斯底里地喊道，班长！排长！不好了！有人开枪了！他去拉靠墙边下的电灯开关，灯拉亮了，这时这名战士看见本班副班长郑建正木讷讷地站在班长床头的前面，他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叭！枪又响了！副班长也倒在了血泊之中……当时时针恰好指向午夜1点1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呼喊声惊得失魂落魄，顾不得穿鞋，跳到地中间，喊着他俩的名字，用手摇晃着刚刚倒在地上，已失去知觉的副班长郑建。躺在床上的班长张东生也早已没了知觉。他是和衣而睡的，难道他是预知今晚会有不测吗？
我急忙向连部的方向跑去。
连长、指导员已被枪声惊醒，正朝着我们排的方向跑来，我与他俩撞了个正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发生的一切。指导员立即吩咐我给驻地野战医院和我们部队卫生所打求救电话。
由于野战医院住在县城，离我们部队还有二十多里的山路，最快也要二十分钟。
这时，接到我的求救电话的本部卫生队李医生和连队卫生员已赶到事发地点，正在给两个受枪伤的班长、副班长包扎伤口。
当野战医院898医院的医护人员赶到事发现场的时候，班长张东生还是停止了呼吸。副班长郑建虽然没有停止呼吸，但已是神志不清，他伤得实在是太重了，子弹从他的下颌处打入，以斜的角度又从后脑部穿出，整个半边脸血肉沫糊，情况紧急，只几分钟的时间，在战士们的帮助下把郑建抬到了急救车上。
郑建真是命大，到达898医院后，在医院的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下，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在治疗的日子里，连队派本班的另一位战士看护郑建。半年后，郑建的身体状况已恢复的很好，只是语言表达上不如从前，但他的思维能力还算正常，经军区军事法庭的审理，决定在我们部队开设临时法庭，按法律程序，须有一块国徽标志，责成部队政治处的鲁干事，按照国徽的比例，用泡沫雕刻了一枚直径约二尺的国徽，又刷上金粉，下面的绸穗用红色皱褶纸连接的。当军事法庭的工作人员把这枚国徽挂到连队用餐的食堂墙壁中央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复杂到极点，它的威严、它的庄重、已提不起我太高的思想激情，因为被审判的不是战场上最大恶极的敌人，而是我朝夕相处的战友，你可以坚定地说，此刻的郑建已不是你的战友，他已演变成罪犯！我在这不超过三十分钟的法庭上，仿佛已过去三年的时光。郑建毫无疑问地被判处死刑，当军事法庭的审判长，对着这庄严的国徽宣布郑建死刑的一刹那，我心灵的悲哀也仿佛达到了极致，我整个躯体好像是没有了知觉。当我知道郑建脱离生命的那一刻，就会有今天的结果，真不如当时他向自己开枪射出的那颗子弹击中他的要害，免得他半年后还要遭受第二颗子弹。军事法庭在特定的情况下，维护部队的安全秩序，祖国的尊严等等，无可非议，但让本部队的人去对罪犯执行枪决，从这个层面上理解也无可非议，但罪犯在还没有演变成罪犯时，毕竟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还好，为郑建送行的那一枪并没有落到我这个当排长的头上，是我连的一排长接受了这个艰难的任务，他是半年前从广西部队老山前线下来的一位同志。
发生在我排的枪击事件终于结束了，两个年轻人的生命消失了，论年龄他俩比我小不了几岁，我常常一个人爬上部队营区后面的大山顶峰，试图让料峭的春风吹拂掉这久久挥之不去的阴霾，我苦思苦想，为什么这倒霉的事情发生在我排战士身上，这是我在军区陆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本部队还不到十天啊，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即头痛又沮丧，犹如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让人透不过气来，从此，血气方刚的我变得蔫头耷脑，没有了年轻人的活力，在军校所学的各类知识与远大抱负已荡然无存，不光是我，连里从上到下都沉浸在隐隐的不快氛围里。
出了这样的事件对于我这样一位刚刚上任的小排叉子来说，我的心情复杂的程度远远比其他任何领导都重，我反复自问，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没能及时了解班里所有战士的思想动向，如果是及早发现这些现象，班长和副班长的矛盾就不会激化到拿枪杀害自己战友的地步。然而，他俩之间我又不是一点不良苗头都没有发现，几天前我在和排里的一位战士谈心时，他曾向我谈过一班长张东生、班副郑建的一些情况，据那位战士说，他俩都是同年入伍，又是老乡，在新兵连时，两人就因为一些琐事争吵不休，他俩深知在部队是不可以打架的，他俩明里不能打，就私下商量暗地里打，往往是在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两人跑到大山深处找一块较为平坦的空地，展开了“战斗。”但战斗结束后往往吃亏的是郑建，虽然郑建人高马大，但他总是没有占过上风，身体被张东生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张东生虽然个头矮小，据说从小就在业余武术学校学过武功，凭他的功底，打郑建这样一个毫无武功的大块头，是轻松加愉快的，他俩至新兵连至今，近两年多的时间里不只搏斗了多少次。那位战士还说，特别是近一个月以来，班长张东生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深为班副的郑建更是潜藏在心中的妒火也越烧越旺。
有一次参加部队劳动，在乘坐大卡车时，当班长张东生刚要爬上卡车时，在车上的副班长郑建，突然向身边的另一个战士撞去，此刻，还未站稳的张东生被这突然的外力撞击下，迅速向车厢外倒下去，班长重重地摔在车厢下面……他俩的矛盾，犹如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一样，要想把他们从思想上把他们真正拉开，虽然很难，但只要去耐心开导，是能够和好的。我不明白，连里的领导为什么要把他俩分在一个班，从心里学上讲，只能是激化矛盾，不能缓解矛盾，就好比是把两颗定时炸弹放在了一起。既然连领导对他俩的情况有所了解，为什么不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呢？
虽然我只为他俩当排长的时间不长，我就可以推脱责任吗?我从两位曾经是战友的父母亲的泪水里，读到了我的罪恶感，尽管我已再三向四位老人检讨，我没有照顾好他们，但老人却说：“是我们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啊！”多善良的老人啊！他们越是这样，我的心灵所遭受的折磨就越强烈。
一个月后，当我郑重其事地把要求转业的报告递到指导员手里的时候，一直压在我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