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丈夫一道行军。当时红军规定极严，夫妇不能在一起。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只有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可与丈夫见面，而这种休整在长征初期是极少的。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刚过赤水河之后的一天晚上，在赤水河渡口附近，贺子珍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生下一个女孩，这是她生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4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一二十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女孩的下落。
贺子珍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当她所在的队伍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时，遇到了敌人的空袭。“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槍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团政委钟赤兵。当飞机返回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17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中。贺子珍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贺子珍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不同意，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
军中女杰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即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因为康克清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槍和一支毛瑟槍。有时她还肩扛三四支步槍，以帮助劳累的战士。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背着额外的槍支徒步行军。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详细介绍了康克清在长征中的情景。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委员的康克清，出入于槍林弹雨之中。不仅背着手槍、皮包、军用地图、粮食等物，并且背自己的包袱毯子。她身体雄伟，能吃苦，堪称军中女杰。在后河岸边，杨定华曾见她将自己背着的皮包按于膝上，亲自拟写直属队渡河的命令。长征结束后，康克清曾对海伦·斯诺说，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红军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上的青稞。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随军工作的妇女也参加割麦劳动。康克清肩上背着槍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丝毫不比丈夫逊色。
邓颖超与蔡畅
在出草地的第三天过后河时，邓颖超正在患病。河阔十丈，深达三尺，部队都停滞于河边，邓坐的担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队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级军官都去看她，她喘息着向围着她的军官们问道：“河水深到什么程度?”军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要紧，没有关系。”她仍很关心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大家手牵着手过才好呀，不要沾湿了衣服呀，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战士们听到她的话莫不动容，提高了渡河的勇气。
长征中，蔡畅身着红军制服，脚蹬草鞋，腰带上挂着手槍，风姿绰约。红军战士看到她齐声喊：“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蔡畅笑着问：“唱什么呢?”“唱《马赛曲》。”蔡畅回答：“好吧!别喊了，我给你们唱。”杨定华回忆说，当时虽然听不懂歌词，但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和鼓舞。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那时她24岁，身材纤瘦，但她不仅翻越了南方的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草地婴儿
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的漂亮妻子蹇先佛怀孕并将临产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7月初，正过草地的红军官兵专门为她围出3米见方的一块小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一米五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萧克回忆道：“当时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她和孩子平安到达延安。1936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的祖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据说当地老乡死了一万余人。
张琴秋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政委，他们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红九军军长罗炳辉的妻子张明秀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她自幼缠足，用一双小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比男人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她也怀了孕，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
1933年与李德结婚的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贤惠壮实，在长征中成了李德的“随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肖月华和李德都不识时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费神费力，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肖月华随李德到延安后生了个儿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战地婚姻
女红军危秀英回忆说，长征途中，她与一位年轻战士趟水过河时，竟引起战士的惊慌。那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危秀英马上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但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据傅连暲大夫估计，红军中约54％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90％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经历。
红军开始长征前夕，刘英只有26岁，不到一米五高，娇小瘦弱，双眼奇大，如“洋娃娃”。海伦·斯诺曾言：“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刘英与洛甫结婚时，亦如是说。长征途中，男女红军有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刘伯承与汪荣华在会师中相识。1936年9月，两人在甘南休整期间结婚，地点在成县境内清源河畔的曲子镇，婚礼极为简朴。刘与汪婚后不到一周，在行军途中遇敌机空袭，两人刚卧倒，一炸弹于身边爆炸，刘臀部负伤，汪小腿亦负伤。当时汪见刘伤重，心中焦急，刘安慰她说：“负伤没啥，革命哪有不流血的!”
李坚真在长征中任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指导员，此外尚有许多女医生及无线电台的女话务员，都与一般战士同甘共苦，行起军来疾走如飞。但在后河岸边，却有个别女红军不得不求援于男人，牵着手才敢渡河。据她们说，这是破题儿第一次。她们从来不甘落于人后，都随着队伍渡过后河。
两性问题
第二次过雪山时，文工团的同志在行军路上为红军士兵鼓动唱歌，上级指挥科有个同志喊：“迫击炮，再来一个！”引起了许多人咯咯大笑，也引起了文工团同志的反感，特别是女同志觉得是侮辱她们。老红军任荣回忆说，当晚，此事反映到刘伯承校长那里。第二天早晨出发前，全校集合，刘校长讲话：昨天，有同志对文工团的女同志喊侮辱性的口号，什么“迫击炮，再来一个！”这是错误的，是轻视和侮辱女同志的言论，是粗鲁野蛮的表现。当然说错话的人不一定是有意反对女同志，但起码是大男子主义，不尊重女同志。红军大学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对女同志不尊重的事。
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告诉笔者，长征快到甘孜的某日夜，张国焘贴身交通队少数人，伙同几个彩号(伤兵)，闯进工兵营(运输营)住所，图谋不轨。林月琴当时任工兵营营长，她果断向女兵们下令：“把他们轰出去！”红军女战士们奋起自卫，一时间，运送的物资、彩号的拐杖都成了武器，结果，那些家伙被打跑了。张国焘闻此事不悦说：“这还了得。”但他还是借此事，下令撤消了林月琴营长职务。幸存下来的指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1936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