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尚在西周开国建国事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兼有总参谋长职能的职官，也是军事谋略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姜尚，又名吕尚、吕牙，周人尊称为“太公望”、“师尚父”，后世称他为“姜太公”。他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简略，而且说法不一，但基本轮廓和重要史实还是明确的。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值得重视的有这样几点：
(1)姜尚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
他的祖先因为助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在今河南南阳)，“从其封姓，故曰吕尚”。他长时间过着穷困的生活，曾经“屠牛于朝歌，卖饭于孟津”，隐居东海之滨，垂钓渭水河畔，足迹遍及现在的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广大地区。
他由此形成的广泛地理知识对后来他能够驾轻就熟的协助周武王观兵孟津，决战牧野有很大帮助。
(2)姜尚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据《史记》记载，他博学多才，“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所以熟悉商、周双方以及各地诸侯的情况。他对商纣王朝的情况曾作过下面的分析判断：“今彼殷商，众口相惑，纷纷渺渺，好色无极，此亡国之征也。吾观其野，草菅胜谷；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六韬·武韬·发启》)这说明，姜尚确有在殷商和其他地方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并且对商纣王朝作过广泛深刻的观察，这是他后来能够协助西周文武二王作出正确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孙子兵法》所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是有事实根据的。
(3)姜尚辅助周文王是历史的选择。
据《吕氏春秋》记载，姜尚“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水以观之”。《史记》也说，姜尚“年老矣，以鱼钓于周西伯”。还有一种说法也出自《史记》，说早在“周西伯拘里”的野外，就“素知”隐居于海滨的姜尚，派散宜生、闳夭去聘请他。姜尚则说：“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总之，一方面是周文王为成就其灭商兴周大业而到处寻找人才，一方面是姜尚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寻求贤主。所以无论谁采取主动，都是在互相了解基础上的双向选择，是偶然性的表面下隐藏着的历史必然性。至于那个流传很广的姜尚和文王相遇于渭水的故事，则带有很大的神话色彩。这个故事说，周文王出猎以前占卜吉凶，说他将获得的“非龙，非癛，非虎，非罴”，而是“王者之辅”。文王出猎于渭水之阳，果然看到姜尚“坐茅以渔”。二人由钓鱼说到治国，谈得特别投机。周文王还假托他的祖父古公父预言，以后将有一位圣人到周国，周国可依靠他的谋略强盛起来，说：“吾太公望子久矣！”于是称姜尚为“太公望”，和他同车而归，尊之为师。(见《史记》和《六韬·文韬》)司马迁在列举各种传说以后指出，这些传说“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这个结论抓住了实质，与后来姜尚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历史事实是吻合的。
(4)姜尚对西周开国和建国事业作出的贡献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文、武二王执
政期间，姜尚的职务是“师”。师是国王的重要辅弼之臣。在政治上，师和保、宰(亦称太保、太宰)一样，统领王廷百官和四方诸侯，参加国家重要决策，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在军事上，他协助国王统帅军队，参与国家的军事决策和战场指挥，相当于后世的军师或总参谋长。在开国时期，姜尚协助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后来又辅佐武王伐纣，组织孟津之会，指挥牧野之战，最后推翻商纣王朝。在建国阶段，他协助武王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例如“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矩桥之粟，以赈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等，“修周政，与天下更邕，师尚父谋居多”。战后，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受封于齐之后，“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在“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今山东、河南东部，江苏北部，河北东部)广大地区内拥有对诸侯实行征伐的特权，地位在所有封国之上。
这些记载反映了姜尚政治和军事实践活动的最明显的特点是“谋”，他的贡献集中表现在西周的政治、军事决策方面。姜尚还把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水平，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谋略理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记述姜尚谋略思想的着作，在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秦汉以后，姜尚的谋略思想影响更加广泛。汉代存世的典籍中就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见《汉书·艺文志》)。相传姜尚的《六韬》着作，是现存中国古代兵书中第一部比较系统论述谋略思想的着作。姜尚被称为“兵家之祖”，“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姜尚的谋略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观点，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注意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结合，特别强调运用谋略达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目的。他的谋略思想，在他的论着和实践活动中都有体现。举其要旨，大体有如下几点：
(1)举吊民伐罪的旗帜
姜尚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心向背，人心向背的物质基础则是利益得失，这是姜尚谋略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谋略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他不是抽象地宣扬仁义道德，而是把人心向背同物质利益直接结合起来。他说：“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共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将皆同其害”，“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如果能够做到“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那就可以‘“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以上引语均见《六韬》。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在协助文武二王兴周灭商的时候，他首先“阴谋修德，以倾商政”，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争取人心。对内实行“惠民”、“富国”政策，发展生产，礼贤下士，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省刑罚”，“薄赋敛”，“俭宫室台榭”，“吏清不苛扰”，缓和平民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冲突，增强经济实力。对外“修德行善”来争取盟国，例如：针对当时奴隶大量逃亡而为商纣奴隶主贵族收容占有的情况，西周实行“有亡，荒阅”政策，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收留逃亡奴隶，并且定期查阅，将逃亡奴隶送还原主，这一措施，不仅巩固了国内的奴隶制统治制度，而且得到了各地奴隶主贵族的拥护。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于西伯”，造成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公开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帜，开始了伐商、灭商的军事行动。同时发布政治性宣言《泰誓》、《牧誓》，揭露商纣罪恶性，说他“作威杀戮，毒痛四海”，“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是“独夫”民贼，西周发动讨纣战争乃是“恭行天罚”，“为天下除残去贼”。这一政治攻势，收到了团结诸侯、孤立商纣的作用，使西周进一步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对翦商、灭商的军事行动是有力地配合。
发布时间：2020-05-30 关注： 来源：七果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