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救双凤
第二天，警所一边详审命案发生的经过，一边派仵作验尸、验酒。仵作仔细查验李甲全身，没发现任何伤口，那米酒和粗瓷碗中也没有验出毒物。仵作查验的结论是，李甲是奸淫过度脱精而死。这样的案子在当地从未发生过，又事关人命，十分棘手。小小的镇警所实在不敢自作主张，于是赶紧将姐妹俩押送至宝山县署。
民国二年，正是袁世凯当政的北洋政府时期，其体制是由县知事兼理司法，并设承审员辅助县知事处理司法事务。县署张知事接案后，立刻提审凤宝、凤蓉两姐妹。虽然事情有些难以启齿，但两姐妹不敢有所隐瞒，一五一十将事情和盘托出。张知事又派仵作再次查验李甲的尸身和米酒等物，还派人到事发地仔细踏勘，均未发现有蹊跷之处。那张知事本是个庸碌怯懦之辈，加上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寻思这两姐妹虽然不是有意害人，但伤风败俗，又事关人命，便做出如下判定：此案事实确凿，学徒李甲因轮奸毙命；周氏姐妹以通奸置人于死地，罪责难逃，唯因贪欢误杀，情有可原，乃为比照男子奸杀妇人罪，减等治罪。
案子便这样了结了，周家虽然伤心，但出了人命，又是有辱家门的丑事，所以只有默认。凤宝、凤蓉两姐妹只能相拥而泣，悔不该恣情纵欲，遭此报应。于是县署一边将此刑案具文上报备案，一边准备择日押解人犯履刑。
话说那后来沦为亲日派卖国贼，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要求严惩的曹、陆、章三人中的曹汝霖，那年才刚三十多岁。他出生于上海，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归国后先派任清政府商部，又调入外务部，清朝末年已任外务部副大臣。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改行当上了律师，因着法学与政治的背景，加之精明善辩，不久就声誉鹊起。
这年初秋，曹汝霖得闲和朋友相约到吴淞游览。游得脚下乏力了，曹汝霖一行人便来到县城，找一家门面像样的饭馆准备吃饭，点上焯白虾、红烧回鱼、清蒸螃蟹等河鲜及菜蔬，要了一坛子老白酒。这回鱼是长江口特产，鲜美无鳞，而初秋季节的白虾最为肥鲜，雌虾抱子，俗称火白虾。曹汝霖一行酌酒尝鲜，海阔天空地闲扯着，这时邻桌几位食客的谈话内容，引起了曹汝霖的兴趣。
邻桌几位男子高声笑论的，正是上海宝山周家姐妹的案子。曹汝霖出于律师职业的敏感，立刻对这件稀奇古怪的案子充满了好奇心，便上前问个究竟。市井之人对这种事关男女丑事的命案最是津津乐道，邻桌食客听说这位是从上海来的大律师，便七嘴八舌地争着道来。
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曹汝霖不禁为此地官民的无知而感到悲哀，便脱口道：“这里难道没有懂法律的人吗？”众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争相问他此话怎讲？曹汝霖告诉大家，依照《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周氏姐妹是不应该被判刑的。众人闻言，将信将疑。此话很快有人传给了周氏族人。
周氏姐妹被判重刑，其父母亲属肯定是伤心悲哀，但一是怒自己的女儿不争气，做出此等伤风败俗之事，实在是难以启齿张扬；二是身为普通老百姓，于理于法，难明就里，所以也觉得因奸致死人命，这样判处，也是罪有应得；三是即使周家人不服，可以上诉于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可这样的民告官之事，怎么会有胜诉的可能？所以周家虽然悲哀，却并没有为二女去争讼的打算，只能是听之任之了。当周氏族人得知，有上海的大律师对此判决持有异议，便马上对翻案燃起了一线希望，推选一人去求曹汝霖为周家辩白。
他们找到曹汝霖的时候，说明了来由，曹汝霖当场慨然允诺，答应帮他们翻案，便让来的人取来笔墨纸砚，为周家代作控诉状一篇，并言明不收酬谢。
这份控诉状的大意为：本案事属奸毙，本无疑义；李甲为被害人，因奸致毙，事实昭彰，本也无辩论的余地。但是，本案从道理上来讲虽是如此，在法律上如此判定却不妥。此案最重要的地方，是要搞清楚李甲是否被强迫成奸的。假如无强迫行为，则屬于双方自愿的行为，周家二女当然不负刑事责任。法理上犯罪之成立，应该以犯罪者是否有此犯罪能力为标准，如无犯罪能力，虽有犯罪的嫌疑，当然不能强以罪名加之嫌疑人。今控诉人系弱质少女，既无强迫求奸之能力，又无置人死地之要素，如李甲不愿通奸，控诉人焉能强求？何致毙命？李甲是心甘情愿相欢，贪欲而丧身，是咎由自取，报有应受。正如东晋王导对周伯仁之死自责说的那样：“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指责控诉人对李甲的死亡负有某种责任是可以的，但判定二人加害于李甲的罪名却是不能成立的。刑律上并无妇女强奸男子的条文，原判怎么能比拟男子奸死妇女的条文？任意援引比附，为法律所不容，请撤销原判，以伸冤抑。
周家人千恩万谢后，急忙携状纸上诉于江苏省高等审判厅。
高等审判厅与高等检察厅接到状纸，见此诉状条理明晰，振振有词，知道不是一般讼师之所为。但此案为不同寻常之命案，又无成案可以参照，高审厅与高检厅厅长也不敢决断。于是，将此案用电报上报京师，请大理院（即最高法院）及总检察厅定夺。大理院复电称：此案法律无明文，不为罪。
据此，江苏高等审判厅宣告凤宝、凤蓉二人无罪，这对姐妹花遂得意外开释。这桩奇案和曹大律师的义举，也逐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此案中，大律师曹汝霖伸张法理，义救双凤。但仅仅不到两年，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迫于日本压力，派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前往日本公使馆，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曹汝霖”三字从此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