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与梁启超为何绝交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同年2月17日，他在上海的故旧设奠于静安寺，举行公祭，杨度特题写了这一挽联。

　　梁、杨相识30余年，1903年正式订交，曾经莫逆，杨度的两篇成名作还是梁启超编发的，可1916年时，二人却正式绝交。

　　“事业本寻常”指梁启超一生热衷政治却毫无建树，乃至连累“文章久凋零”。指责梁启超投笔从政，在当时属主流意见。蒋介石曾说：“如梁专为学者，或终身从事于教育，而不热衷政治，则其有益于国家民族必更多矣。惜乎，舍其所长而自用其短，至今犹不免为后人所不齿。”

　　在挽联中，杨度为梁辩解了两句，但不深入，从中亦可见他们后期关系尴尬。

　　武将世家中的帝王师

　　杨度生于1875年1月，湖南湘潭人，本名承瓒，字皙子，世代务农，祖父杨礼堂从湘军名将李续宾征战，死于沙场。杨度的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书，后回乡务农。杨度10岁丧父，过继给伯父杨瑞生，杨瑞生 15岁即从军，缘战功升至二品总兵。

　　后来在《湖南少年歌》中，杨度曾写道：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杨度少年聪明，17岁考上秀才，18岁中举，但连续两年参加会试均失败，转投国学大师王闿运门下。王闿运问杨度：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分别是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和帝王之学，你想学哪一种?杨度选择了帝王之学，他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1897年，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请，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第二年，杨度到长沙拜会梁启超，当年梁24岁，杨23岁，因观点不同，未能结成深交。

　　1902年6月，杨度不顾王闿运力劝，自费赴日留学，从王闿运的日记看，此前他已很少提及杨度，可见二人观念已生冲突。

　　东京房租极贵，住户需按席(一席约1.62平方米)缴租金，而杨度寓所很宽敞，成了留学生们的聚点，杨度因此结识了黄兴、陈天华。

　　吃了梁士诒的“挂落”

　　杨度在弘文学院(近于日文补习班)湖南速成师范科学习，10月毕业回国时，校长嘉纳治五郎训话，杨度两次发问，嘉纳甚奇之，便邀他到寓所谈了两次。嘉纳治五郎认为当时中国积弊已深，不能马上推行新政，应取缓和渐进之路，但杨度却反驳说：“于百亡中而求一存，亦只有孤注一掷之谋，而无计出万全之道。”这次争论让杨度声名鹊起，且开启了留日生对国民性话题的关注。

　　当时日本学界与民间都喜谈国民性，但中国学生对此尚不太了解。1个月后，鲁迅、许寿裳亦入弘文学院学习，在此期间，鲁迅也开始思考如何改造国民性。

　　1903年7月，经太常寺卿陈兆文举荐，杨度赴京应清政府在保和殿举行的经济特科考试，初考中第一等第二名，第一名为梁士诒，没想到军机大臣瞿鸿禨与主考官张之洞不和，便向慈禧诬告说梁士诒是“梁头康足”(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姓，且康有为的字为祖诒)，有新党嫌疑。慈禧大怒，要求彻查考生来历，结果发现上榜的沈荩果然是康有为的门生。

　　经此一变，梁士诒、杨度均落榜，杨度未能参加复试，只好自费再度赴日。

　　为梁启超宁可放弃孙中山

　　回东京后，杨度与梁启超密切交往。

　　梁启超当时也在日本，生活清苦，靠边写作边教书糊口，杨度常去听课。1903年10月，二人正式订交，也正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杨度的《湖南少年歌》，并称赞说：“昔卢斯福(即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南北战争时北军统帅，曾任美国总统);吾谓欲见纯粹湖南人，请视杨皙子。”

　　《湖南少年歌》让杨度一举成名，其中的名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被传诵至今。

　　1904年2月，杨度写出《黄河歌》，梁启超又将其发表在《新民丛报》上，赞叹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其非易也。杨皙子之《黄河》、《扬子江》诸作，庶可当之。”

　　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辩论3昼夜，孙中山拉杨度参加革命，杨度说：“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骤难改。”所谓“投身宪政久”，指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杨度不忍背之，便与孙中山约定：“我主张君主立宪，一旦告成，希望先生可以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功，我也会放弃我的主张，以助先生。都是为国，不必互为妨碍。”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与黄兴结识，还是杨度介绍的。

　　想当首相却落空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为应付国民要求改变政体的呼声，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而在日的考察报告由杨度和梁启超代笔，此事被袁世凯侦知。

　　1907年10月，因伯父病逝，杨度回国奔丧，第二年3月，杨度在长沙设湖南华昌炼矿公司，4月时，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举荐杨度，称赞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授给四品京堂官衔，“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但只是个闲差。因杨度好辩，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交好。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去世，为报“戊戌变法”失败、兄长光绪皇帝被囚之仇，载沣在与袁世凯议事时突出口谩骂，甚至拔手枪向袁射击，幸被随从将手枪夺去，在张之洞反复劝说下，载沣决定只免除袁世凯一切职务，留其性命。

　　辛亥革命爆发次日，恰逢袁世凯52岁生日，杨度等人为袁祝寿，得知暴动，倪嗣冲、段芝贵等人劝袁世凯趁机复出，杨度却认为时机不成熟，袁世凯听从了杨的意见。最终，庆亲王奕劻给杨度70万两白银，要他买通袁世凯身边的人，共同促袁出山。

　　袁世凯出山后，杨度又与革命党人斡旋，帮助袁登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杨度立下汗马功劳，本以为袁会让他当首相，可袁世凯却只给杨度一个教育部长的闲职，杨度表示“我帮忙不帮闲”，袁世凯干脆易以蔡元培，连部长都不让杨度当了。

　　梁启超大事不糊涂

　　1912年，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到天津，杨度前去迎接，并将他拉到袁世凯帐下。

　　1913年，梁启超成为进步党领袖，与国民党抗衡，为袁世凯国会效力，但到1915年时，袁世凯称帝意图日渐显露，让梁启超忍无可忍。

　　为复辟帝制，杨度成立了筹安会，袁世凯本不赞成，因外界均知杨度与袁关系非凡，很容易想到杨的行为是袁授意的。袁世凯希望杨在幕后，让梁士诒在前，但杨度说服袁克文，让后者掏了20万元大洋做经费。在筹安会成立仪式上，杨度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杨度四处拉票，甚至收买妓女集体劝进，让袁世凯误判形势。

　　袁克文曾宴请梁启超，探问他对帝制的态度，梁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问题，很少研究国体问题。”杨度私下对袁克文说：“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他说今天仍在研究政体而不议论国体，不过是自高其身份而已。”

　　很快，梁启超完成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听说后大吃一惊，愿用20万大洋买下此稿，梁不予理睬。1915年8月20日，该文正式发表，9月7日，杨度声明回应：“予之宗旨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虽举国反对，予必一人坚持，无论何种利害祸福皆非所计。”二人13年的友谊彻底破裂。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死前再三说：“杨度误我。”

　　若个书生万户侯

　　梁、杨交恶，源于政治立场不同，没想到却被时人编成一段三角恋爱故事。

　　原来天津有名妓花云仙，“初为梁启超所狎”，不想杨度坠入情网，“定情费万金焉”，杨度在花云仙身上花了2万多大洋，花云仙犹未餍足，杨度微露吝惜之意，花云仙便找来侍婢，大声说：那本三万元的存折，就拿给杨大人罢。二人从此分手。当时流行望气卜吉凶，杨度自嘲说：“我头不必看，惟有绿气耳。”

　　此事记在杨度同乡朱德裳所著《三十年闻见录》一书中，但属孤证，朱亦曾赴日留学。杨度、梁启超曾与国民党为敌，在民国时屡遭泼污。

　　杨度晚年学佛，一次其母过生日，有宾客送来寿联，上书：“海屋添筹，安琪天使;香山盛会，长乐花开。”每句中各取一字，即为“筹安会长”，显然是在讥讽杨度，杨度觉此联辞藻秀丽、对仗工整，便命家人将其悬挂于中堂显眼之处。

　　杨度后被杜月笙聘为顾问，与杨云史、杨千里并称“三杨开泰”，每月拿500大洋薪水，当时章士钊亦受杜馈赠。杨度吸鸦片，且烟瘾很大，为报答杜月笙，杨度亲笔撰写《杜氏家祠记》，赞杜亦儒亦侠。

　　1932年，杨度因病去世，终年57岁，只比梁启超多活一岁多。

　　杨度晚年告别政坛，曾想回归写作，但“自中年不好读书，晚年欲修国史，《史地》一篇已十余万言。又遁情禅脱，以自消遣。卒以饮醇近妇，自陨其生。盖杨之才气，较大于梁;而梁之博览古今，非杨所及也”。

　　看来，“事业本寻常”“文章久凋零”这两句话，用在杨度身上也合适。